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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2009年，超过400个人离开了他们日常的生活，回到前苏联时代。”
上述文字，来自一场从电影出发、最后却以极其诡异的方式突破电影概念的世界首映。
常有人戏言想去“平行世界”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这种行为目前还只能存在于疯狂的设想之中，可是世界之大，不代表不可以自己创造一个“平行世界”。尽管这也很疯狂，但这不是玩笑。
一周前，2月17日，巴黎刚刚结束一场恐怕是迄今为止，全世界工程最庞大、最难以想象的影像展映——在法国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另外两个剧院里，人们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一个被复制还原的前苏联社会，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。
请注意，这个“前苏联社会”是真实存在于21世纪，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的某个地区，仿佛前苏联遗留的一个幽灵。
而处于其中的人们，与其说他们是在表演，不如说他们是生活其中，就像生活在另一个平行空间。
如此浩大的实验性项目，只因为当初的一个电影计划，它有一个相当简洁的名字：《DAU》。
当然这个电影计划早已“变质”，有人形容它为“斯大林式楚门秀”，一场人类学社会实验。
一座“幽灵城”隐秘的诞生
准确说，DAU不是一部影像，而是一场视觉呈现，取材自上述那个“前苏联社会”复制品历时三年的资料记录。
据DAU官网介绍，这一项目，目前已累积700小时的影像素材、250万张图片、4万件衣物、8000小时的声音素材、4000份文件资料。
此次巴黎展映，也许只是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，也许这些资料所记录的，也只是DAU这个前苏联复制品的冰山一角。
DAU的展映计划，还有接下来的伦敦、柏林两站，另外据说电视剧、纪录片，甚至可能包括发行最初构想的电影，也都在未来的计划中。
回到这些资料、这些计划的起点——
2009年，有超过400个主要演员和10000名的参演者，离开现实生活，来到这个“前苏联幽灵城”——斯大林时期一个巨大、封闭、独立，犹如小型社会的秘密机构（下文统一以DAU代称）。
官网信息显示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David Gross参演，其角色为1956年在此举办的国际科学大会的参与者
他们隔绝与外界的交流，成为“苏联公民”，基本上都会被赋予和DAU之外一样的身份——清洁工仍是清洁工、服务员仍是服务员、学者仍是学者，甚至罪犯、党员、巫师、纳粹。
他们工作、生活、发展友谊、坠入爱河、诞下新生儿、接受前苏联的制度管辖，经历1938~1968年前苏联的变化——项目虽只持续三年，但DAU内部也有自己的“时间”。
参演者扮演“1952年”的店员
然而一开始，你能想象这浩大复杂的工程，初衷只是想拍一部简单的传记片？
目前豆瓣上还能查到早已过时、却记录了导演最初构想的相关条目，译为《列夫·朗道》。
列夫·朗道，一位天才型前苏联物理学家，Dau其实就是他的昵称。他在理论物理的诸多领域都有非凡成就，1962年曾获得诺贝尔奖，也是那一年，因为一次严重的车祸，他的身体与智力都受损，到1968年时，终因恶化而去世。
导演伊利亚·赫尔扎诺夫斯基（Ilya Khrjanovsky）原本只是想拍一部关于他最后30年的电影，这个影视计划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05年。
Dau在课堂上教授学生，此剧照出自原构想的传记片素材
于是为了长期的拍摄，开始建造起约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巨大布景，尽可能地还原出了Dau生前所居住的环境——也就是复制了当时一个位于莫斯科的秘密研究机构。
只是到了2009年这个复制品完成时，这庞大的项目也开始走向一个始料未及的野心：
在完成一年拍摄后，导演干脆放弃了传记片的初衷，专心于眼前这个“前苏联社会”。
复制品可以有多逼真？
2012年以及之前，此项目都还有见诸报端，那时大概以为总快要完成上映了，国内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上也能找到一篇相关文章，可是之后，消息沉沦，DAU似乎隐匿不见了。
自从导演转变目标，DAU便从一个影视拍摄场地转变成了一个滞留在20世纪、隔绝于现实世界、实际存在并运行着的“平行世界”。
直到距离开始拍摄的2009年近乎十年后，2019年1月24日至2月17日，这25天时间里，我们这些“局外人”才终于有机会在巴黎真正亲眼目睹这座传闻已久的“幽灵城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进入剧院参观DAU影像，你所需要的门票也不叫“门票”，他们管它叫Visa，签证，分为三种：6小时、24小时、无限制。获得后两种签证，你还需要特别通过一项心理测试。
这倒算不上是为了这次展映特别想出来的点子，因为实际造访DAU，你也真的需要得到一本“护照”，审核、入关。
项目拍摄期间，能够获得过许可进入DAU探访的记者，屈指可数。而外界的大部分人，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隐秘的存在。
如前所述，这个苏联复制品启发自Dau最后30年工作生活的秘密机构，这里设施齐全、秩序井然，近乎一个封闭独立的生活区。
机构内部，复古的建筑、装饰、衣着、生活用品，都真实复制于苏联，乃至发型、食品包装、香烟牌子等等，都会照着1938~1968年的时间推进而有相应的更新。
同样，这里似乎进行着真实的商业活动，人们用卢布交易。有参与扮演者试图在这里使用自己从苏联时期留下的卢布，结果被判为“使用假币”。
我们可能会把DAU想象成一个“老大哥”式的生活区，其实完全不是。
这里没有到处装着隐藏的监视器，也没有片场可见的沉重繁多的摄影设备，事实上摄影团队只有三个人，他们会在随意漫步时记录下某个人物、某个事件，而这也仅仅只是占用了DAU的一个小角落的一小部分时光，大部分时间里，人们不会被观察、被拍摄。
2011年，当苏格兰一位制片人Eddie Dick要跟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谈论一个新项目时，他被允许进入DAU，当时，按照DAU的时间，已是1953年。
进入之前，他和他的同事被要求穿着合时的服装，剪短头发，还会得到“护照”和一些卢布，并被审问来访目的。
但是进入DAU之后，在Dick造访的全程，他都没有看到拍摄的进行。
Dick描述说，有警卫在行进，有人在喝咖啡，人们各自干着自己的事。他甚至去了Dau的公寓，与他的妻子Nora喝茶聊天。“我没有对任何人说，拜托，这是在搞什么鬼！你会发现，你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，只管顺其自然了。”
Dau的妻子Nora
是现实还是造作？
尽管我们知道了DAU项目的具体内容，但许多地方依然令人困惑，比如“真实”和“楚门秀”被同时用在这个地方，本身就是一种矛盾；再比如，我们知道电影里的楚门是被蒙蔽的，这里的人们却是出于自愿。
在Steve所观看的四部影片中，前三部相当于Nora的三部曲，第一部是Nora的母亲来机构看她；第二部是Nora与Dau，及Dau的旧情人Maria之间的纠葛；第三部则发生在十多年之后，那时Dau已近乎卧床不起的状态，他们的儿子已成长为一个古怪的男孩，Nora感到无聊而孤独。
此为“1968年”Dau与妻儿。Dau由首席指挥兼剧团艺术总监Teodor Currentzis扮演，妻子Nora由俄罗斯演员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，Nora母亲的扮演者，也是Radmila真实的母亲。
在第四部影片里，Steve看到研究机构的看门人喝醉酒，看到一个老夫人呕吐，而影片相当大一部分是两个男人在某个夜晚温柔又笨拙的性爱、身体与言语的侮辱。
根据Steve的形容，这些，都不像是演出来的。然而所有这些影片，即吸引人又无聊，对话冗长又凌乱，几乎未经剪辑，其间的情感却又如此生猛、令人信服，就好像是在看一部道格玛95的电影。
道格玛95是一场由拉斯·冯·提尔等人发起的电影运动，旨在强调电影构成的纯粹性并聚焦于真实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本身。或者如果你看过拉斯·冯·提尔的《白痴》，大概也能捕捉到一点Steve的观感体验。
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，也就是说，在DAU内部，一方面仍是在演绎Dau生平最后30年机构内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；另一方面，所有人同时又都尽可能真实地生活着。
那么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：这就像一份真实可见的、活着的档案记录。
巴黎展映其中一个剧院，Théâtre du Châtelet的艺术总监Ruth Mackenzie说，“我100%确信，我们所正在经历的，将来会被载入巴黎、艺术、科技、电影的历史。”
已回归现实身份的Teodor Currentzis，Dau的扮演者，如此描述这种表演体验：“关键是，如何同时成为你自己，又不是你自己。”
可即使如此，在那些资料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些相当惊人的东西，比如——
以访问学者角色进入DAU、穿着50年代服装的知名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，正在进行一场萨满巫师主持的洁净仪式；
或者一名警员正在监狱房间里折磨一个裸身、流泪的女子，此处不展开细节，但可联想到斯坦福监狱实验，这个实验在6天后被迫结束，而DAU持续了至少两年……
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？
是噩梦还是乐园？
在导演所制造的那种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暧昧里，我们展现了自己的恐惧、焦虑、自大，我认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：它会激活你内部或强或弱的某一面。
DAU的“执行制片”Martine d’Anglejan-Chatillon如此说。当被询问关于监狱那一幕时，她的回答是：她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权利，这一切其实还是表演。
“她（照片中裸身的女子）知道她可以停止，每个人只要说一声‘这个我应付不了’，就可以停止，但她选择了继续置身其中。或许是为了寻找另一面的某种东西。”
当然，Steve表示，由于无法向那位扮演者求证，这段说辞真实与否也只能见仁见智了。
另外根据Dau的扮演者Teodor的描述，生活在DAU内部，他有绝对的自由，尽管他也会害怕被克格勃逮捕，也会感到不安，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也会感到这种不安。”（注：国家安全委员会，简称KGB或克格勃，1954年至1991年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）
项目进行的三年间，他约有一年时间是在拍摄影片，其余两年断断续续地待在“机构”里，吃饭、睡觉、生活，每次一待就是几个星期，当他或其他人离开时，他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时空，现实世界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布景。
我知道有一些人，如果让他们决定是留在那里还是回到“未来”，他们会选择留下。
实情确如Teodor所言吗？也许不尽然，许多参与者都不愿与Steve交谈。
有传闻说有人搬到乌克兰，在DAU住了几个月，甚至更久；也有人来去很快，认为这个极权主义的地方已经转变成压抑黑暗的地方——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导演对性和权力的享受。
至于导演本人，则认为DAU不仅仅只是一个苏联社会的复制品，它同时也在折射现实。
在苏联、在DAU，人们会自愿服从极权主义，但这一点，其实今天的我们更明显，比如今天我们对手机的趋之若鹜。
手机这些东西知道我们什么呢？其实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。这是一个透明的世界，但我们拒绝承认，这就像我们坐在这里，但是拒绝承认正在一个运动的星球上移动。
尽管如此，有一点他是坦承的，那就是在DAU这样一个架空的地方，人类的行为得以释放，而在现实生活里，通常你不敢做得太过，因为要承担的代价太高了。
对此，制片Martine的说法是，DAU是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显微镜。
是魔鬼还是天才？
为什么会复制这样一个苏联社会？这多少与导演本人的成长背景和苏联情结有关。
作为家中独子，赫尔扎诺夫斯基生长于莫斯科一个充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环境下。他的父亲是一名享有声望的导演，1968年他执导的《玻璃琴》成了苏维埃政权下的第一部被禁电影；他的教父是一名编剧，也是作家米哈伊尔·布尔加科夫的好友。
苏联解体时，赫尔扎诺夫斯基年仅15岁，但至今他仍视自己为“苏联人”，他自述在入境英国时，甚至会在表格文件上“来自哪里”那一栏填上：USSR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）。
然而关于导演的谣言四起，更有甚者称他创造DAU是为了满足作为“独裁者”的自我意淫。这个项目被拿来与《现代启示录》这部电影作比——DAU就像一个隔绝于现代文明，生存于自己的规则的王国，导演就是其中的科兹上校。
《现代启示录》中，科兹上校在柬埔寨创建了自己的“王国”
有一点是确定的，DAU项目开始拍摄的那年，赫尔扎诺夫斯基还是个29岁的新人导演，在此之前他仅有一部影片《4》，尽管获得了不少赞誉，但此外似乎就再没有其他作品了。
2011年，《GQ杂志》上的一篇文章使得这个项目引起了更多质疑。文章声称一位应聘赫尔扎诺夫斯基助手一职的年轻女性，在面试过程中被问及性生活以及是否愿意演示一些性行为，当她表示拒绝之后，她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了。
这是事实吗？或许也未必。
在同样会面过导演本人的Steve形容下，赫尔扎诺夫斯基看起来不是一个专制霸道的人，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随意、健谈、迷人的样子。
我的项目总是有各种谣言，然后谣言开始看起来就像真相，然后它们变成了真相，但其实它们不是。
关于导演身份，赫尔扎诺夫斯基表示自己从来不真的做“指导”，但是会在“外面”与某位扮演者交流，或者带进新的人物角色以刺激新的事件发生。
我只控制规定，如果规定出错，我会修改它，但我不能违反它。
听起来就像个独裁者，但他又对此否认，相反，他认为很多行为其实都可以称为“独裁”，可能是一个家庭中的“独裁者”，可能是一个公司中的“独裁者”，可能是你自己生活中的“独裁者”。
他同样也否认自己操纵演员做出某些极端行为。“我邀请的这些人不是那种愿意进行真人秀的人，你得尊重他们，当你尊重他们时，他们会愿意和你走得很远。”
至于《GQ杂志》上的那项指控，他澄清自己从未在面试非演员的职位时问过那些触犯隐私的问题，但对于拍摄，他会讨论童年、父母、情感、爱、性、友谊、死亡……
这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不是和演员共事，而是和真实的人共事。你和他们讨论生活，而不是表演方法。
那么创造出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，从2005年开始算的话，应该已经付诸了14年时间，可如今还处在大有可为的43岁的赫尔扎诺夫斯基，是否如传说中那般自大呢？
赫尔扎诺夫斯基说，他认为的天才，有点像古代英雄，有神赋予的才能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找一个物理学家，而是让音乐指挥家Teodor扮演Dau——“因为他是有天赋才华的人，这种品质不是演员所能演出来的。”
至于他自己，“我并不聪明，我只知道我有种强烈的直觉。”
他甚至向Steve透露了一个更大的野心：未来他将建造一座5000人规模的实验性城市，这5000人来自全世界，这个城市的一切将会被记录，一切都将是公开、透明的。
如果成真，这一次将是玩笑还是现实？是魔鬼还是天才？
据赫尔扎诺夫斯基说，
列夫·朗道有一道关于快乐的公式，其基本元素是：爱，工作，友谊，自由。
www.dau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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